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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南钱庄、北票号，在普通游人的眼中,它们是不同风格的人文景观。但当它们由"孔方兄"串连起来时，就融为一条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历史脉络。欲觅江南钱庄遗迹君须踏破铁鞋，若看山西票号君知平遥足矣。

起源于江南的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因货币的兑换而产生的一种信用机构，其中上海钱庄在江南最具代表性，其规模从沪上老城隍庙内的《内园碑记》上可见一斑。

追寻沪上钱庄

文/图 郭润滋

    从老城厢到十六铺沿江，是上海城的发祥地。坐落在黄浦江畔的小小南市区（现已划到黄浦区）便是上海县城的最初雏形。13世纪的元朝上海立县，至嘉庆年间，全城已有50万人口，钱庄和店铺鳞次栉比，俨然已是 "商人如蚁货如织"的繁荣景象。从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到二十世纪初，随着中外交往日渐频繁，上海的商品经济更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钱庄业在上海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为日后上海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钱庄业现在虽已不复存在了，但它在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展轨迹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上海最早的钱庄是一个绍兴商人在沪开设的煤炭店，该店转而"专以兑换银钱，及放款于店铺船帮，逐渐扩大，形成此后之钱业。"这种商铺兼营兑换和存放款的经营方式，风行江南。
收藏界的老友肖工领我们来到了位于南市区的沪上老城隍庙，穿过九曲桥走进豫园--旧时上海钱业公所的所在地。在内园看到一块石碑，因年代久远碑文中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碑文的内容依然清晰可辨。碑上刻着的《内园碑记》记载着上海的钱庄业在清朝乾隆年间已经相当发达，从乾隆四十一年到嘉庆元年（1776年-1796年），历年承办该公所事务的钱庄先后有106家。到1858年，上海的钱庄已达120家之多，当时上海钱庄的兴旺由此可见一斑。据园林工作人员讲，太平天国时期这里曾是农民起义军小刀会的场所，文革前作为阶级教育场所向游人开放，因而逃过了文革期间被砸烂的劫难，石碑今天才得以站在那里向游人讲述着当年的故事。

    上海钱庄的兴起要追述到遥远的中古时代。早期的上海人除了经营农桑、纺织、捕鱼外，海上贸易日益兴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钱庄的发展。那时沪上钱庄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性行业，并于乾隆四十一年（1766年）建立了钱业公所。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沿海城市的陆续对外开放，中外交往日渐频繁，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钱庄业发展也越来越快，其数量和资本额都有大幅度增长，业务也有了扩大。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四处烧杀抢掠，北京300余户钱庄无一幸存，其中最大的四家钱庄都被洗劫一空，从此北京钱业一蹶不振，中国金融中心也从北京转移到上海。

    上海钱庄的鼎盛还是1843年开埠以后。不囿于乡土之见的宁波人，纷纷前往上海创业经商，宁波的商业重心也逐渐转移到上海。宁波人因有着久富经商的历史，而大批涌入上海的宁波人中又有不少经营钱庄业，且成效卓著、异常繁盛。故和在沪经营钱庄业的绍兴人合称 "宁绍帮"，在上海的商界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上海开埠的兴起，上海的钱庄业务比重逐渐向市北扩展进而转移。据资料统计，1949年上海临解放时，共有钱庄80多家，而在短短的宁波路和天津路一带就有40多家，占了上海钱庄业的半壁江山，所以这两条马路在当时堪称"钱庄街"。解放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大多数钱庄不复存在，即便保存下来的也是局部或者遗址了。

    我们在肖工的带领下走街串巷，试图追寻出一些钱庄的古迹遗存，借以倾听那钱庄业已远去的脚步。我们来到天津路，心中不禁有些怅然若失。近几年，天津路路面拓宽，两边的店铺也全都拆迁翻新。现在这条东起外滩，西到浙江北路不足一公里的马路上，工商银行、上海银行、光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已取代了当年钱庄的位置为上海的发展做着贡献。

    我们来到了与天津路相隔不到100米的宁波路上。在宁波路120弄，我们看到了两扇半掩着大铁门，弄堂口右边墙上挂着一块铜牌。 本以为铜牌上写的是钱庄遗址，兴奋的快走两步，却看到那原来是宁波路文明小区的牌子。在16号楼601室，我们见到了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住户曹海庆老人。老人回忆说， 1946年他刚从南通到上海时，这里的弄堂南起宁波路北到北京路，长100多米，宽一丈余，两边全是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子，这些老房子一直到1982年才因上海建设的需要全部拆掉建成了6层楼的居民房。当时靠宁波路左右两边几乎都是钱庄和染料铺，后面靠北京路是钱庄的银库，沿河南路边房屋上竖的都是钱庄的广告牌。老人指着弄堂靠右手第一排楼房，说这是19号，以前的安裕钱庄所在，现在是宁波路幼儿园了。还有20号是赓裕钱庄，26号是安康钱庄……老人介绍的这些钱庄绝大部分都是"镇海方家"的产业。据史料记载，1830年前后，以经营糖行和丝号致富的方介堂的族侄方润斋，在南市设立了履?钱庄，被称为南履?，以后改组为安康钱庄。当时钱庄规模较小，存放款仅六、七万两。上海开埠后，方家又在北市设立北履?，后来改组为寿康钱庄。此后方家不再兼营他业，专营钱庄业务，再后方家钱庄陆续又有数次添设和改组。在1911年前后，方润斋的七弟方性斋开办了同裕、尔康、延康钱庄，成为当时钱业中的南北市巨擘。"镇海方家"不仅是上海钱业的开创者，还是当时沪上钱庄家族集团中最有声誉和势力的一家。

    一些规模和影响较大的钱庄大多在宁波路和天津路上。如当时上海钱业公会会长、被誉为钱业界"领袖"的秦润卿，他所担任经理的福源钱庄就设在宁波路70号。秦润卿在上海从事钱业六十多年，历经上海钱业的兴衰，坚持多做"多单"，放出款不超过本身资金和存入款，不做"缺单"，使庄内资金留有余地，有备无患。他还改变了一般钱庄只做信用放款的成规，扩大抵押放款，压缩信用放款，向银行经营方式靠拢，并对钱庄宕账制度进行了革新。从而成为上海钱业领袖。旧时上海钱庄用房一般是利用里弄石库门房屋或沿街店面的原有建筑物，因陋就简，素来不甚讲究。而秦润卿却深谙客户心理，认定钱庄的建筑形象是其财力的象征与标志。他于1933年择定宁波路70号地基，建造了可与银行大厦相媲美的四层钢骨水泥的福源营业大楼。新楼落成后，福源钱庄声誉大为提高，当年年底的存款余额从上年的330多万两，激增到534万两，跃居同业之首。

    清朝末期，上海的钱庄业在经过鼎盛繁荣的阶段后，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还是逐渐倒闭，进而消亡了。上海开埠后，丽如、麦加利、汇丰等外国银行先后在沪上设立，可作为旧时金融机构的钱庄非但没有因此衰落，反而有所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钱庄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与银行业相辅相成。但那时外国银行今后对钱庄的威胁已可初见端倪。其后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使中国社会渐渐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强大的外国金融势力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左右着资金的吞吐，汇率的涨落和金银的出入，使得清末金融风潮不断。再加上钱庄的本身也存在着不少弱点且对外商银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导致其抗风险能力的削弱，由此钱庄的消亡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票号是清代出现的一种以汇兑为主营的金融机构，由山西商人创办经营。中国第一家票号 "日升昌"旧址，已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日升昌"作为晋商投资票号的样板，古老的深宅大院诉说着独领风骚的往昔。

回望山西票号

文/梁 铭

    山西商人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笔，明代，晋商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晋人商业往来不仅遍及全国各地，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可谓规模浩大，雄极一时。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晋商一些大商号逐步形成了在山西设总号，在外地设分号，跨地区经营的商业系统。但当时贸易往来，多系现金交易，其运转一靠商家自行携带，二靠镖局保送，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在此种情形下，一种新的解款方式--"票号汇兑"便应运而生。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平遥西大街"西裕成"颜料铺的基础上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专营汇兑、兼营存放银业务的票号--"日升昌"。"日升昌"票号成立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等地开设汇兑分号。19世纪40年代，它的业务更进一步扩展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

    看到"日升昌"这番景象，山西商人竞相效仿，投资票号。道光六年(1826年)，在平遥城多年经营数家商号的介休县北贾村大财东侯培余，先后将蔚泰厚绸布庄、蔚丰厚钱铺、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细布庄、新泰厚绸缎庄等５个商号均改营为票号，组成了著称于世的平遥"蔚"字五联号。

    道光十八年(1838)，"日升昌"东家和掌柜议定，由"日升昌"票号出资，成立"日兴中"票号，以增加与"蔚"字五联号的抗衡力量。从此，平遥票号发展到7家，初步形成了山西票号中最早的平遥帮，走过了平遥票号的初创阶段。

    咸丰十一年(1861年)始，平遥票号进入蓬勃发展期。同年，介休县北辛武村巨商冀家，看好票号发展势头，将在平遥东大街经营多年的乾盛亨布庄改营票号，带动了票号业的发展，成为平遥票号发展的重要标志。

    山西票号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发展。票号云集的平遥更是独领金融风骚，成为清时全国金融中心。票号黄金时代，红利每股都要分到一二万两以上，分支机构遍及国内外，营业领域之大，为中国商业机构所罕见。

    在平遥票帮形成的同时，邻近的祁县、太谷大财东也争相效仿。先后有太谷志成信、祁县合盛元等票号成立，逐步形成山西票号中的平、祁、太三帮。这三大票号帮先后在全国70余个城市设立了400多个分号，吸纳了全国大部分的财富而稳居金融中心之地位。在晋中平、祁、太的村落的商宅大院里，出入着牵动全国生计的银两与银票，平、祁、太"金三角"使明清以来的晋商走向了历史的颠峰。

    当时外国人称："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外通商口岸的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山西票号在国内外设分号达566处之多，涉足城镇77个。这众多的票号，不仅紧紧联系着全国各地的山西商人，也密切地网罗着来自大江南北的米商、丝布商、盐商和其它商人。随着票号业务的纵横发展，票号自身信誉的提高，逐步与朝庭、官府的来往也密切起来。军晌、赋税、工矿以及铁路费用等都委托票号经办。甚至当年慈禧、光绪外逃西安时，日升昌等票号还承担起了国家银行的职能。

    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然而，晚清及民国初年的时局不稳，政府名目繁多向商贾勒捐，给商家票号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阻力和困难。其间"日升昌"等票号几经波折，险遭厄运。尤其1910年以后近代银行业兴起，银行的经营方式比票号先进，特别是大银行都是以外国资本为后盾，土生土长的中国票号难敌外国的洋币外钞，票号很快就衰落了。更由于山西票号与清朝政府的经济相互依存，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被推翻，票号就逐渐被时代所淘汰。
如今，平遥古城内"日升昌"旧址已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从古城西城门拾阶而下，走不多远即置身于"市楼金井，楼高百尺"的明清街。西大街路南临街一爿红柱青檐的门面就是曾经显赫一时的"日升昌"。步入这座具有典型北方清代风格的大院里，走进一间间看似不起眼的房间，似乎仍能目睹百年前的财东和伙友们慎密忙碌的场面。

    "日升昌"共有厅堂、商号67间，分为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为营业面积，依次为门房、书房、柜台、帐房、会客室、会议室、办公室。后院为李氏财东居住的场所，依次为佣人房、书房、餐厅、会客室和小姐闺房、李财东卧室。

    "日升昌"整体布局呈工字型排列，错落有致、经纬分明。穿行其间，完全没有充斥铜腐的商业气息，宛如一座寻常的大户人家，古朴中透出祥和，庄重间显出平易。这种家庭般的亲和力不仅体现在它的建筑格局上，甚至于会客室的座椅上，为方便员工眷属看望而特意打造的垫脚台和员工休息室里为便于同事间交流而设置的卧席，种种陈设都透出一缕家的气息和温暖。

    步入"日升昌"中厅，那封存在玻璃柜中的一本本帐簿、票据和分号与总号之间的来往书信，听说大部分是修复大院时从墙壁上揭剥下来的。那一张张残破不全的黄纸上书写着"日升昌"百年的风雨历程和曾经辉煌的业绩。

    除"日升昌"外，平遥古城内尚存完整的票号旧址达十多处。徜徉于晋商故里一座座气势恢宏的商宅大院，聆听着晋商先祖创造的一个个极具传奇的商业神话，总让人滋生出不尽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