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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腾格里文化的《蒙古族服饰图鉴》终于定稿，要印刷了，祝福一切顺利。
  记得俩年多前腾格里文化成立的初衷就是这本书，他们认为草原文化有巨大的商业价值，这本书就是一种尝试，俩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投入了将近五十万用来收集资料，还原历史原貌，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出现了一些坎坷，可是他们终于坚持下来了。
  尽管他们没有完善的可操作的营销策略，也没有足够的钱和人力去造势，铺市场。可是《蒙古族服饰图鉴》毕竟是优质的，希望他们能够成功。
  在腾格里的这段时间，学到很多东西，感谢你们,我会记住这段经历.

                                                                                  -汉广

 56年初版全绸面烫金精装本，闻一多、郭沫若、许维迂合著，特厚道林纸印，科学出版社1956年初版初印，1350页，16开本

　　寻览西汉中期的历史，那场对匈奴的战争免不了让人感到惊心动魄。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时数十万大军在朔风中横绝大漠的苦楚，更不会领悟到大汉郡国的每一个普通百姓都曾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出过血汗。对当时那些曾经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来说，它更是一部斑斑的血泪史。

　　武帝初年秉承仍是文景之治的余业，经济繁荣，百姓生活安定。那时候窦太后还活着，武帝本人也没有什么实权，左右掣肘。但是在建元六年窦太后驾崩之后，年轻的皇帝开始展露他的勃勃生机。鉴于和匈奴的和亲收效甚微，他仗着汉初七十多年来积累的财富，萌生了抛弃一贯的软弱立场，准备和匈奴一决雌雄的想法。也许是因为朝臣们一直憋着一口闷气罢，皇帝的这一提议马上得到了普遍赞同。于是在接下去断续的十多年里，汉朝十几二十万的军队经常迤逦远渡沙漠，主动对匈奴出击。在这场连绵不绝的拉锯战中，汉朝的人力物力消耗甚大，但匈奴更加筋疲力尽，何况以它的国土和生产方式，无论是物质还是人口都不足以和汉朝抗衡，许多次仅仅靠着他们飙如疾风的机动能力和忍耐冱寒的天性，才勉强得以幸存，即便如此，在几十年后仍最终落得一个分崩离析的下场。应该说，这场以农业文明对抗游牧文明的战争是极见成效的，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也不多见。除此之外，武帝还同时经营南越、西南夷、东北乃至西域。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战争耗尽了大汉朝七十多年来府库里集聚的每一枚铜钱和每一粒粟谷。虽然汉王朝在一系列的战争中都相继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一旦开始，在没有完全歼灭对方之前，就不可能说停就停。而这时如何筹措军费，无疑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于是很显然地，王朝的经济政策就到了必须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起初经济政策不合时宜

　　最先想出来的办法是出售爵位和纳钱赎罪。富人开始还有积极性，因为买爵位到了一定级别，就可以免除徭役及部分赋税。至于纳钱赎罪更是富家愿为的事，但这引起了一般百姓的怨恨，也成为当时的儒家攻击朝廷政策的口实，因为这破坏了即使在专制时代而法律犹能保障的相对平等，百姓的愤怒由此潜滋暗长。 　　

　　更重要的是，这项政策搜集而来的钱帛，投到这场庞大的战争当中立刻无影无踪。显然王朝必须要想别的办法去筹措一切用度，包括军费，立功将士的赏赐费，鼓励内郡百姓移民充实边疆的安家费，甚至还有犒劳匈奴投降人马的衣食，等等。这一切都让帝国焦头烂额。祸不单行，连年的水灾也让汉王朝疾首蹙眉，长安使者虽然奉着皇帝的诏令敞开了郡国的每一个储藏粮食的府库，也不足以救赡，只好让灾民向关内迁徙，总共七十万人口，全部要靠国家赈救。当此之时，一系列理财之臣就理所当然地浮出了水面，开始在帝国的政坛上一展身手。

　　继而采用的办法是改造钱币，比如把一张白鹿皮裁成一尺见方，就可以值四十万钱，相当于四个中产之家的全部家产。这项政策虽然靠着强硬的政策施行，而且命令诸侯王朝觐聘享的时候，一定要用皮币当成玉璧的铺垫，但显然是一种强买强卖的行为。这意味着，王朝只要多杀一些上林苑里数目繁多的白鹿，就可以换来他人的巨万家资。此外，政府还重新发行新钱，分为三品。这激起了百姓的疯狂盗铸，犯铸钱法当处死的人多得让朝廷不得不一再下赦令，光是前后遭赦的有上百万人。

　　类似的措施都成效不大，这意味着帝国还必须再想别的办法。于是，孔仅和东郭咸阳两个理财能臣开始闪亮登场了，紧随其后的还有在中国财政史上名声赫赫的桑弘羊。

   理财能臣 重棒挥向商人

　　他们采用的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盐铁专卖”以及“平准均输”政策。前者是指国家将盐铁收归国营，不让私人从中取利；后者是命令将天下百姓以实物充租税，全部运到京师，由官府统一售卖。这样，以前靠盐铁发家和贩卖盈利的商人大多失业，依仗贱买贵卖赚取差价的商人也自然无利可图。自由主义的商业日渐凋敝，一切都走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这对商人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自汉初以来虽然屡屡有诏令歧视商人，但从来没有这次对他们的打击来得沉重。毕竟在那时候，他们还可以靠着经济上的优势骄人，现在这一切却都成了明日黄花。饶有趣味的是，构思出这一系列对商人致命打击的三个人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都是出身于豪富的商人之家。孔仅是南阳郡有名的冶铁大族，东郭咸阳则是齐国威名赫赫的盐枭。至于桑弘羊，则出身洛阳的有名大贾家庭。他们自然从小就深知商人的得利来由，“反戈一击，易致敌人死命”。看来汉朝有关儒家忠孝的意识形态的确推行得比较成功，酷吏郅都就说过：“已背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司马迁也曾说过：“戴盆何以望天”。加上他们三个，又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除了盐铁均输之外，汉王朝还推行了一个对商人雪上加霜的政策，那就是“算缗钱”，要求凡是家里有轺车的，都要纳税，商贾则要纳两倍。而且商贾还必须自己估算家资上报，以便政府按比例征收财产税。如果故意隐匿家产，则家产全部没收。武帝开始的意图是鼓励商人“爱国”，能够自觉贡献财物来为战争等一系列用度出力。但商人们的普遍“觉悟”不高，只有一个河南人名叫卜式的，愿意献纳一半家产以助边用。武帝大为激动，赐给他“左庶长”的爵位，想用这种荣誉来鼓励天下其他富人效仿。但是这个授予爵位和荣誉的举动就像一粒卵石扔进了大海，没有泛起一点波浪。皇帝因此大怒了，制定了“告缗钱”的法令，鼓励百姓互相告发，如有富户隐匿家产不上报，告发者可以得到他一半家产，其余则政府没收。这项政策对富户的打击尤其重大，天下中产以上的富户由此基本上破产。虽然国家因此聚集了大量财富，可以应付军费，但政权也渐渐显露出它的危机。那时的百姓开始普遍抱着和秦朝末年的百姓一样的生活态度，那就是每天不再下地干活，而是吃好穿好，把家里的钱财全部花光，美衣甘食，不再储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保障，只能苟且地过一天算一天。“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存钱，那无疑是一件再傻不过的事情。

　　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这种严峻的社会状况大大影响了朝廷的决策，本来武帝还想趁着汉兵在西域的战绩再把城障向西推进一番，这时却只能赶忙下个罪己诏，向全国人民说声抱歉了。继而随着武帝的驾崩，汉王朝开始重新迈入了休养生息的阶段，轻徭薄赋，为后来的“宣帝中兴”打下了基础。

　　可以看到，武帝时代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都和当时的情势有密切关系。不可否认，武帝本人是一个奢侈的帝王，但绝不昏庸。他对自己政策的惨苛之处也了解得很清楚，比如“告缗钱”完全是对富户隐匿财物的报复。当然，依现在的眼光来看，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来盘剥百姓家产都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在当时却有这样的必然性。也许在武帝的心中，他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他觉得既然为了抗击匈奴，臣民就应该有义务为国家出力。倘若匈奴真的打了进来，百姓们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个理由即便放到现在，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我们不要忘记，匈奴对汉朝的侵略骚扰，是一个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骚扰，就像后来的蒙古对南宋的侵略一样，一旦亡国，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覆亡，甚至地球东方的这块土地上的文明都要普遍下降好几个档次。所以，武帝对匈奴的用兵可以说是实不得已。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如果不是汉兵对匈奴人的一次次沉重打击，匈奴不会在后来内部分裂，最终一支归附，一支逃遁到中亚。从这一点看，武帝的这些经济政策无疑也有值得理解的成分。而且在桑弘羊的管理下，国家经济情况一有起色，武帝就马上废除了“告缗令”，所谓史家说的这个时候“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并非虚言。当天下郡国遭遇水旱灾害时，武帝也屡次尽力打开仓库赈救，乃至造成“县官大空”，比起历史上像唐德宗、明神宗一类搜刮民财完全为自身淫乐的皇帝来说，无疑是有高下之别的。

　　酷吏行为与经济政策相辅相成

　　武帝任用酷吏也常常引起后人的指责，但细察缘由，许多酷吏的行为都是和当时的经济政策相辅相成的。武帝曾愤怒宗室子弟一味享乐，将相公卿子弟也只知道斗鸡走马，不能像卜式那样自愿纳财以佐国家。他任用的许多酷吏也都是秉承他的意旨，对公卿大族犯法子弟毫不留情。这方面张汤就是表率。张汤为人廉洁，而且常常对犯法的大户毫不宽容，对无势力的小民却常常假以宽贷。我一度相信，张汤在那时曾经得过一般百姓之心。《汉书》中虽然有一句“是岁，汤死而民不思”，却似乎正说明了张汤本来是值得百姓怀思的，之所以最后不思了，乃是因为他参与制定的经济政策后来伤害了百姓的利益而已。否则，一个酷吏，哪里用得着特意在史书里说明一句“民不思”呢？

　　历史的复杂常常让人不知所措，有时只能遗憾，当一个国家与野蛮为邻的时候，它的文明总是不能自我沿着特定的道路前进，而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今天我们可以痛恨桑弘羊的均输、盐铁政策完全摧毁了自由经济，使天下日渐“均贫”，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也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但当时谁能解决这一矛盾呢？几十年后，当七十岁的桑弘羊在和霍光找来的一帮贤良文士在未央宫辩论时，尽管那些儒生一个个慷慨激昂，以道德君子自居，以百姓疾苦的代言人自处，但当桑弘羊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废除盐铁均输，那么军费何处去筹措？百姓愿意加赋吗？匈奴打来了有办法应付吗？”这些儒生们没有一个能正面对之辩驳，他们只能可笑地诉诸道德：“不能柔远能迩，是因为我们的道德修养不够。如果我们的道德修养足够了，那匈奴不但不会打我们，而且会喜滋滋地归附。”这是些什么话？也许儒生们脑子中确实有坚定的信仰和道德，但也未必。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愿意像卜式那样自愿从军，希望“父子死南越”的。何况就算有道德，但不适用于现实，又徒呼奈何！

　　每当我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不禁感慨。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是多么渺小，我知道自己如果处于那个时代，一定会对武帝给我们带来的困苦生活大加抱怨。毕竟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多数人都是抱怨的，因为我不能看到我为了什么去牺牲。有时候我也想，为什么像桑弘羊这样一个理财高手，也曾叱咤风云一时，却没有资格在《汉书》的列传中占一席之地，也许就是这种普遍怨恨的结果罢。只是当我坐在灯下细绎那个时代的内外背景时，才有可能做出稍微客观的评价。虽然，这种客观在他人看来也许要在前面加上“所谓的”三字。

1958年一版一印《中国货币史》大32开，近700页精装一厚册（品好，仅印1200册）并有大量插图近百幅。

    摘要　秦铸币开始于秦献公、孝公时期，秦惠王"初行钱"开始铸造圆形方孔半两钱，秦始皇统一货币是秦币发展的鼎盛时期，秦二世"复行钱"使秦币衰落。

　　关键词　秦币　圜钱　半两钱　货币标准化　货币贬值

　　＊　　　　　　　　　＊　　　　　　　　　 ＊

　　秦币在中国货币史上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但学术界对它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众说纷纭。近数十年，秦铸币大量出土和云梦秦简的面世，为研究秦币提供了宝贵资料。笔者根据这些资料，对秦币的历史谈些自己的意见。

　　　　　　一、秦献、孝公时期--秦铸币出现

　　秦国铸币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人估计不会晚于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之时，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秦献公二年迁都栎阳，栎阳"北郤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史记·货殖列传》），在东西南北大商人必经的商道上。秦献公"初行为市"，就是在新都栎阳开始设立市场，设置市吏，管理市场贸易，征收市税。市税收的是货币，这就需要秦国有自己的铸币。秦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影响农业自然经济的稳定。秦孝公用商鞅，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其主要措施是加重征收商人的关卡过往税和市场营业税，这也收的是货币。商鞅认为"食贱者钱重，食贱者则农贫，钱重者则商富"。（《商君书·外内》）钱币掌握在商人手里，商人用来压低粮价使农夫贫穷，这显然是货币大量流通的反映。孝公十四年"初为赋"，就是开始向全国人民征收口赋，秦国的口赋也征收的货币。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按秦献公、孝公时商品交换发展的程度，国家的许多税收项目要求以货币形态支付，如果没有本国的铸币是不可能的。

　　秦国的铸币是圜钱，其初期形态是圆形圆孔。按其重量可分一两型和半两型的两种。一两型的圆形圆孔钱，面孔稍大于背孔，无廓，背平素；面文有"珠重一两·十二"、"珠重一两·十四"，〔1 〕珠是圆或圜的意思，"一两"是面值，"珠重一两"，即这1枚圜钱重量是1两；"十二"、"十四"与纪重无关，可能是铸钱的钱范编号或发行年代；重量多是12克至14克，最重的15.62克，即秦1两或接近1两； 钱文大篆体，古朴粗犷，笔划粗细不等，钱肉高低不平，多切凿痕迹，铸法原始，具有早期铸钱特征。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泉币》期刊等有著录，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历史博物馆、西安文管会等有藏品。其可肯定为秦币的理由：首先，此种钱币解放后在扶风〔2〕、西安、 凤翔都有发现，陈直《关中秦汉陶录》卷4 著录有"珠重一两·十四"圜钱阴文残青石范一块，钱和范出土地皆属战国秦地；其次，此钱的两字笔划作"睘"，与其他秦币相同，而与赵币的两字绝异。

　　半两型的称"半圜"钱，亦圆形圆孔，无廓。吴镇烽记录的两枚，面有对称的"半睘"二字，字体大篆，铸法亦较原始，直径较小，重6.9克至7克，〔3〕将近半两。郑家相看到的一枚"半睘"，言同一两型"纪重圜金出土于陕省，亦属秦国所铸无疑"〔4〕。只标面值不标地名是秦币的特点。"睘"即圜之古文，半圜即币值相当半个圜钱，与一两型圜钱可能同时或稍后铸行，两者轻重相权，并行流通。可见秦币初期是大小二等制。

　　战国中期布币、刀币、蚁鼻钱都已风行关东各国，秦国铸币似乎稍晚。正因为晚，在币形上可以作最佳的选择。圜钱较其他形态的货币有突出优点：圆边无棱，不易磨损，中间有孔，便于贯穿，体积不大，利于流通。但这不是秦国的发明，周人早就使用圜钱。

　　《汉书·食货志》载："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过去学者怀疑这条史料的真实性。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墓出土3枚铜贝， 证明商代后期已出现金属铸币，〔5〕那么西周以圜钱作为官府铸币，当实有其事。据古币名家王献唐考察："东迁以前，周公城洛之后，当已行用环币。既迁之后，更挟旧制俱来。故洛阳豫西一带，时有环币出土。"他又说："周毛公鼎，王为取赋三十爰；禽彝，王锡（赐）金百爰等皆指环货，以爰当之。商代虽造＠③字，尚为玉环。入周以锡百爰证之，则为铜质。《尚书·吕刑》：其罚百锾，其罚六百锾，其罚千锾，锾字从金，义尤可见。"〔6〕爰即锾，亦即瑗，原为孔大边小的璧。由从玉变为从金， 可见已成为金属货币，锾是当时圜钱的单位名称。春秋时周景王铸大钱，所铸铜币为平肩空首布，〔7 〕但在此之前早有轻（子）重（母）两种铜币同时流通，"子母相权"（《国语·周语下》）而行。这两种轻重不同的货币，都可能是圜钱。文献中所见的圜钱虽然还未出土，但不能说没有，正如西周有12王，至今一个王陵也没发现，不能说西周没有王陵。周景王之后，周王室控制的区域内空首布与圜钱并行流通。洛阳王城遗址南部的瞿家屯以东，发现战国时的粮仓，其62号粮窖出土铸币116枚， 既有"王"、"东周"、"安臧"等空首布，也有圆形圆孔圜钱47枚，中有钱文"安臧"圜钱，当为赵币流入王城者，其他多为东周王畿所铸，窖内填土中含有春秋战国陶片，〔8 〕可见其空首布和圜钱也是春秋战国时在东周王城流通的货币。战国中晚期周王室分裂出西周和东周两个公国，各在其弹丸之地铸"西周"和"东周"两种圜钱。 〔9 〕其圆形圆孔仍恪守祖制。

　　圜钱的取像有几种说法，我以为取像于玉石璧环理由充足。西周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工商业由官府经营，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由于贵族喜用外来的装饰品，所以海贝、璧环等较早地充当商品一般等价物，进而成为铸币的取像。诚如王献唐所言："饰品之环，商已用为财货。由金文、《尚书》言之，周又改铸铜质，脱离饰品，专以交易。复由币文考之，环币于名饰品时，已早名环。铸为货币时，亦随名环。名同形同，先后一贯。"对"半圜"钱的"圜"字，郭沫若云："余谓圜即玉环之初文，象衣之当胸处有环也。"〔10〕中国自古有崇玉的风尚，古代贵族妇女身上都佩带玉环，《礼记·经解》云："步行则有环佩之声。"亦用作朝聘、祭祀、丧葬、嫁娶的礼品，是当时市场上价格昂贵的商品，具有成为一般等价物的条件，在实物货币阶段珠玉是"上币"。据《尔雅·释器》：在玉器中，边大孔小的称璧，孔大边小的称瑗，边孔相等的称环。璧、瑗、环形相近而可以活用。圜钱皆圆边而中心有孔，与璧、瑗、环的形状一致。秦国的圆形圆孔圜钱采用了周圜钱的形式，仍旧保持了璧、瑗、环的形象：圜字作""是金文的写法，〔11〕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前仍用籀文大篆，王国维称之为"西土文字"，不同于以后形成的小篆。从钱形和钱文可以断定圆形圆孔在圆形方孔之前，是秦币的早期形态，献公、孝公时的铸币当是圆形圆孔钱。

　　　　　　二、秦惠王"初行钱"--秦币的定型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惠文王二年"初行钱"。秦惠王二年即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这是货币史上一件大事， 当时周天子去秦国"贺行钱"。司马迁还用互见法在《秦本纪》、《周本纪》、《六国年表》中对这件事作了记载，可谓不厌重复，浓墨重写。

　　秦惠王"初行钱"铸的钱是什么形状？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都认为铸的一两形的圆形圆孔钱。但是，几十年来出土的战国晚期秦钱都是圆形方孔钱，时间在"初行钱"之后，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前。这可以举出许多实例：

　　1.四川青川县郝家坪50号墓，与秦武王四年十二月隶书木牍同出的有7枚半两钱。均圆形方孔，字文凸起，半两二字对称，篆法古朴， 铸工粗糙，轻重大小不一。〔12〕按秦制半两为12铢，合今7.8克。 〔13〕据实测7枚中最重者9.8克，合14铢，超过半两；其余都不足半两，最轻的仅2.1克，合3.1铢，只有半两的¼强。〔14〕从减重钱多看， 说明这种货币在秦国已铸行了一段时间。该墓木牍最晚的时间是武王四年十二月，估计下葬的时间在秦昭王元年。这是一个有确凿年代的墓葬，秦昭王元年上距秦惠文王二年仅30年，足证秦惠文王"初行钱"就铸的是圆形方孔半两钱。

　　2.凤翔高庄一号秦墓，出土半两钱15枚，钱文微隆起，最大者重6.75克。吴镇烽认为"该墓的时代为战国晚期"。〔15〕

　　3.咸阳黄家沟战国晚期墓，出土半两钱4枚。〔16〕

　　4.四川郫县红光公社一座战国晚期土坑墓，出土半两钱1枚，重7克。〔17〕

　　5.四川巴县冬笋坝发掘的船棺葬和长方土坑墓中，出土半两钱百余枚。四川昭化县宝轮院发掘的船棺葬，亦出土半两钱多枚，均为秦惠王灭巴蜀之后的墓葬。〔18〕

　　6.内蒙赤峰地区新窝铺发现战国货币2589枚，大多为燕币，其中一枚是秦国半两钱，个体较大，面文半两，背面素平。〔19〕半两钱与燕国刀、布、环钱掺杂一起出土，说明半两钱还与燕国货币同时在燕地流通，这枚半两钱必铸于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前。

　　7.长安县韦曲乡首帕张堡发现一个釜内装古钱1000枚，其中997枚是半两钱，还有两锱钱1枚，齐币镒化钱2枚。陈尊祥先生已论证该釜为战国器物。〔20〕齐国货币既与半两钱合为"千钱"入藏釜内，亦证明这些半两钱为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前所铸。

　　以上考古资料说明：把"初行钱"像《史记注译》那样，译为"秦钱的开始铸造和发行"是不确的，在此之前秦国早已铸行圆形圆孔钱。确切地说，"初行钱"应是秦惠王开始铸造和发行圆形方孔半两钱，这是改进了的圜钱。它是秦国的一次货币革新，是商鞅变法的继续。把"初"不加分析而一律理解为某种制度的"最初"、"开始"是不对的。如前350年，商鞅第二次颁布的变法令，措施之一是"为田开阡陌"。然而，《史记·秦始皇本纪》附录云：昭襄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昭襄王四年即公元前303年，在此前47年商鞅已"为田开阡陌"，昭襄王何"初"之有？昭襄王统治期间有几次下令"开阡陌"，而即位四年是他第一次下令"开阡陌"，故标以"初"。同样，秦惠王"初行钱"也不是秦国开始铸钱，而是秦惠王在位时第一次铸钱。但不是寻常的第一次，其意义在于：
　　1.使秦国的铸币从此定型。摈弃了圆形圆孔钱，定型为圆形方孔半两钱，使秦币由试行阶段转变为正式全面铸行时期。秦币固定为这种币形，是经过长期实践作出的选择。有实用上的原因；方孔较圆孔用绳子或木条贯穿起来比较稳固，不易晃动，制作时便于外缘磨光，亦可进一步减轻磨损率；半两的体积适中，便于流通。也有观念上的原因：战国中期"天圆地方"之说广泛流行，如《诗子·说剑篇》云："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秦取此币形，很可能和这种观念有一定关系。秦币此后大小轻重虽时有变化，但圆形方孔再无变更。

　　2.确立了钱币由王室专铸的制度。秦自献公以来，逐步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所以铸行的圆形圆孔钱已不同於东方诸侯的钱币，只标重，无地名，这表明秦国的币制一开始就是统一的，不许地方铸钱。"初行钱"时所铸圆形方孔钱，则更加明确，钱面只标面值，没有地名，说明王室专铸制度进一步确立。不许郡县擅自铸钱，也严禁私人铸钱，在云梦秦简中有严惩私铸钱的案例。〔21〕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圆形方孔半两钱是秦始皇统一货币时的发明，也是不对的。秦统一中国之前，从秦惠王二年即公元前336年算起， 圆形方孔半两钱在秦国已铸行了115年。不过， 战国时期秦半两钱主要在秦国境内流通，在东方六国流通的数量很少，因为币值不统一，换算困难。当时秦国对外使用的等价物主要是黄金和布，秦简《金布律》规定："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意思是：钱如要带出国境，必须换成黄金或布，按法律规定的比价折算。可见黄金和布这两种货币是各国都通行的，也可见秦币分为黄金、布、半两钱三等的制度在战国晚期就已形成。

　　还有一种看法。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认为，"初行钱"铸的是三孔布。《中国历代货币》图册（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也认为三孔布是"战国未期秦国的货币"。这是不能成立的。三孔布的特征是圆首、圆肩、圆档、圆足，首及两足各有一个圆形穿孔。这是为了减轻磨损而对原来布币的改造。三孔布现在发现30余品，正面有铸造地名，背面铸有两或铢以标重。经裘锡圭〔22〕、何琳仪〔23〕、黄盛璋〔24〕诸先生考证：这些钱面的地名大都在赵国东部，个别在赵国西北部，有些是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后属赵的，有些是赵从燕国、 魏国手中夺来的，总之在战国晚期都属赵国。因此，他们肯定这些三孔布是战国晚期赵国东部地区铸行的货币，绝不是秦币。《中国历代货币》认为，三孔布大者背文"一两"，小者背文"十二朱"，它是最早的朱两货币。以朱两标明币值是秦钱的特征。其实，战国晚期以两、铢作为衡器单位的除秦国外，赵、魏、韩、楚、燕等国也偶尔用之，据考古发现的器物实测，与秦国一样，一两都折合15.6克。〔25〕赵国的衡制既然有时也用"两"、"铢"，那就不可排除以两、铢为某种货币标重的可能。从文字上看，三孔布的

　　（附图　 ）

　　　　　　三、秦始皇统一货币--秦币的鼎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了六国， 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为了消除诸侯割据留下的残迹，巩固国家的统一，秦始皇在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同时，推行了统一货币的重大举措。统一货币，实际就是把秦国原有的货币推广到全国，废除六国诸侯的铸币。据《史记·平准书》记载：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这段话除末句外，很可能是司马迁根据《秦记》中秦始皇统一货币的诏令摘要叙述的，但有一处令人费解。文中说："中一国之币为三等"，可是后面只讲了上币黄金和下币铜钱两等，似乎自相矛盾。前代学者多认为"三等"应为"二等"之误。《史记》中华书局校点本改"三"为"二"，似已承认此为定说。但是，据秦简《金布律》载，秦除黄金、铜钱之外，"布"也是一种货币。并规定："布袤八尺，福广二尺五寸。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即布作货币用，一个单位必须长八尺，宽二尺五寸。如果尺寸或质量不符合标准，便不许流通。布与半两钱、金币之间有法定的比价：如"钱十一当一布"。刑徒如向官府领取衣服，就要按11的倍数缴钱，如隶臣、城旦等冬衣每人缴110 钱，即10个布；夏衣每人缴55钱，即5个布；个子小的冬衣缴77钱，即7个布，夏衣缴44个钱。舂米的女刑徒冬衣每人缴55钱，夏衣每人缴44钱；个子小的冬衣缴44钱，夏衣缴33钱。按11的倍数计算，刑徒领取衣服可以缴布，也可以缴钱，这说明布当货币普遍存在。统一货币时规定："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可见在废除的实物货币中不包括布。秦法规定布和半两钱都是法定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受法律保护，对这两种不许任意选择。由此可见，秦币确为三等，即黄金、布、半两钱。布在金饼、半两钱之间，如果称黄金为"上币"，半两钱为"下币"，布当然可称为"中币"。〔27〕把货币分为三等由来已久，《管子·地数篇》云："先王各用其重，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平准书》载：有司言古者"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银）为中，赤金为下"。 秦把货币分为三等，既与实际相符，也与习惯不悖。《平准书》可能在流传中有脱简或传抄中漏抄"中币"。

　　布属于实物货币，其存在与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关。战国时期商品经济虽有长足发展，但发展程度毕竟有限，因而在秦币体系中不得不仍保留实物货币--布。

　　"黄金以溢名"。溢通镒，古代重量单位，裴骃《史记集解》引孟康曰："二十两为镒。"镒又是容量单位，11/24升为1镒。《仪礼·既夕礼》郑玄对"一溢米"注："二十两为镒。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孙诒让《墨子闲诂》："镒，二十四两也"。疑为对"一又二十四分之一升为一溢"的误解。镒为战国秦汉时期称黄金常用的重量单位，并不像有人说只是东方六国的衡制单位，秦在战国时期就常用镒称黄金。如：《史记·孟尝君列传》："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战国策·齐策四》：昔者，秦攻齐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战国策·燕策三》："秦王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

　　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黄金生产的发展，至迟到战国中期，黄金已经成为货币，特别是楚国钤有"郢爰"和"陈爰"的金版，流通颇为广泛。秦国统治者早就使用黄金，春秋时秦景公墓中出土不少黄金饰件，但直到商鞅变法时还没有自己的黄金货币。《商君书·去强篇》云："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秦国用12石粟的高价换外国的一两黄金。秦国铸造金币大约始于昭王时代建立南郡之后，秦始皇统一货币时继之。

　　近几十年，在陕西曾发现秦铸金饼15块。1929年兴平县念流寨村民在西门外土壕发现金饼7块，为一堆泥土包裹。其中6块当时已向银行兑换，仅留一块，于1963年7月由陕西省博物馆征集收藏。 这一金饼直径5.1厘米，圆形薄身，阴刻一"寅"字，背面边高中低。 刻有"□两半"，"两半"二字为秦小篆。出土地念流寨是秦废丘古城遗址，从出土地层及其附近发现的古城房屋、板筑土墙的遗迹，陶井圈、空心砖、云纹瓦当等看，铸造时间当在战国晚期至秦代。

　　1963年临潼县武家屯管庄东村农民李海峰等在村东南掘土时，发现铜釜一个，内装金饼8块。形制为直径6厘米，圆形薄身，色泽金黄。纯金程度为99％，净重250克，合秦制1斤。其

　　（附图　 ）

　　"S"是己字，和"寅"字一样，属纪干支，仍为编号。管庄东村在秦栎阳故城遗址范围之内。〔28〕其中四个金饼现在陈列于临潼县博物馆。按金饼的形制、质地、重量及书体与念流寨出土的金饼相同，亦当为战国晚期至秦代所铸，有可能是秦始皇时铸造的。但至今没有发现以镒（20两）为单位的金饼，都没有超过1斤。可能因镒的面值太大， 统一后的重赏较轻，不必铸像战国时用重金离间诸侯、收买权臣、培植奸细那样的大额金饼。

　　黄金作为"上币"，表示其为贵金属，用作大数目的支付。对立大功的常用黄金作重赏。秦简《法律答问》中列举的案例就有：按法律如果告发1个杀人犯，"当购二两"，即奖赏黄金2两；如果捕获1 个判"完城旦"的逃亡刑徒，"当购二两"，亦即奖赏黄金2两； 如果捕获夫、妻、子5人因盗判"城旦"的逃犯，每捕1人奖赏2两， 共可奖黄金10两；如果捕获因盗判"城旦"的逃犯8人，每捕1人奖赏2两， 共奖黄金16两，即1斤。

　　黄金与半两钱的比价没有明确记载，但可推测出大概。如前所述，商鞅时代1两黄金的价值等于12石粟，秦简《秦律十八种》规定：1石粟值30钱，1两黄金可折360枚半两钱。吴镇烽据《管子·轻重甲》的资料推测：齐200釜等于秦200石，值黄金2金，则100石值1金，1金即1镒，1镒20两，20两黄金可买粟100石，2两买粟10石，1两买5石，可折半两钱150枚。〔29〕由此可见，大约1两黄金的比价是150枚至360枚半两钱。

　　秦的金饼不同于珠玉龟贝银锡等器饰宝藏，已经是货币，担负着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等职能。由于黄金价格昂贵，币值很高，在使用时要求称量的准确度极高。秦简《效律》规定："黄金衡累不正，半铢以上，赀各一盾"。所谓"黄金衡累"就是称黄金用的天平砝码，其1斤误差如果超过半铢，就要罚主管官吏盾一件， 而一般衡器的误差超过三铢才罚一件盾。但金饼是货币的原始形式，只能切割使用，没有明确的面值，需要经过天平称量确定其价值，属于称量货币而不是铸币。然而，它的出现在货币史上是有意义的，从此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贵金属与铜币并行的货币格局。
　　当时成熟的货币是铜铸币，即圆形方孔半两钱，在那时的交换经济中是最常用的一种货币。这种"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币面价值与所含金属价值一致。这不是一句空话，秦始皇当时力图这样做。他在平六国后，控制了全国的铜资源，又有收缴六国货币等废铜，为了提高统一货币威信，为了把货币稳定在一个健全的基础上，为了使盗铸者无利可图，有条件和有必要使其所铸半两钱尽可能规范化、标准化。上海博物馆藏咸阳亭半两铜权，可能就是秦都咸阳铸钱作坊检验半两钱专用的砝码。这是作为加强铸币监督，防止擅自减重的措施之一。

　　关于秦代半两钱的重量，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古今注》云："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据关汉亨推算，秦标准尺合今制0.231米，钱径一寸二分相当于2.8厘米，不够标准半两钱的钱径，属于中型半两钱。〔30〕秦始皇统一货币时铸的标准半两钱，根据目前出土资料可概括出以下特征：（1）钱重半两，即12铢，合今7.8克，一般在8克左右，钱径在3厘米以上；（2）钱文属秦小篆，字形宽博， 笔划方折规范；（3）制作较精整，周边流铜已经修磨。 汉初统治者一再说"秦钱重难用"，就指的这种标准半两钱。这种钱销一枚可以改铸轻钱数枚，所以被后来的官方和盗铸者大量销毁，留存下来的很少。我们只能沙里淘金，拣选数例：

　　在咸阳秦宫遗址西南的长陵车站，出土窖藏半两钱460余枚。 其中3.5厘米的大型半两钱330枚，钱重均在8克左右， 完全符合标准半两钱的特征。

　　山西河津县东辛封村出土一罐半两钱，现存650枚。其中3枚半两钱，制作颇精整，钱径3.4厘米以上，"半"字肩部宽阔曲折， 竖笔甚长，称为"长肩半两"，与咸阳长陵车站出土的"长肩半两"相类。

　　四川茂汶县秦末墓，出土有大、中、小各式半两钱，其中一枚大型半两直径3.56厘米，枚重8.3克，制作较整齐， 与长陵车站出土的大型半两钱相类。〔31〕

　　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出土一陶罐半两钱，约计2560余枚。各钱大小轻重不一，其中有钱径3～3.5厘米，枚重8克左右， 与标准半两重量一致。

　　岐山县博物馆藏铜质半两钱范两件。钱范呈铲状，范体长方形。范面铸钱模6枚，分二竖行排列，每行3枚，钱径3.2厘米。 钱文"半两"阴文，笔划尽取方折。主浇道位于上端，每个钱模之间有支槽相通，属于"分流直铸式"钱范。〔32〕其地为秦美阳县，可能是秦始皇时委托其县铸钱的钱范。

　　六国的货币都被收缴化铜。如在秦咸阳宫遗址西南的长陵车站附近，发现一窖铜料块和破碎铜器，其中有战国时期各国货币15种。计有"安邑二釿"、"梁充釿当捋"、"梁正尚金当骡"、"殊布当圻"、平首方肩方足小布、"齐法化"刀、郾刀、尖首刀、古刀、 蚁鼻钱等140枚。虽有半两钱三枚，但质地轻薄，显系回收废币。这些货币与其他铜料混杂一起，放在一个陶釜内外，当是准备回炉化铜之物。该遗址属秦代。〔33〕

　　秦统一货币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统一战争中，每占领一地，同时就把秦国的货币推广到占领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运用中央集权的力量，重申圆形方孔半两钱为标准制钱，推行到全国各地，实现了中国古代铜铸币形状钱文的第一次统一。当时做得很认真，从出土的实物看，秦半两钱分布的地区，西至河西走廊，东到山东、江苏，北达内蒙古，南抵广州市，东北见于辽东半岛，西南伸进大渡河上游〔34〕。这说明半两钱的流通已遍及全国，边远地区概莫能外。

　　秦始皇统一货币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一样，有重大历史意义。由于币制的统一，克服了以往因诸侯割据造成的货币杂乱，大大便利了全国各地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往来，也有利于封建国家的赋税征收，促进了经济上统一局面的发展，这是巩固全国政治统一的重要条件；这一盛举开创了中国货币史的新纪元，废除了那些带有原始形态的刀币、布币、蚁鼻钱等诸侯杂币，选择了最先进的货币形式，使中国货币进入规范化、标准化的轨道。由于这种圆形方孔钱容易贯穿，携带方便，磨损率低，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王朝铜币的主要形式。

　　　　　四、秦二世"复行钱"--秦币的衰落

　　《史记·六国年表》："（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帝之会稽、琅邪，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复行钱。"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复行钱"是秦始皇所为，根据就是这件事写在始皇帝名下。其实，《史记》年表中系事的体例是按事件发生先后排列的，"复行钱"显然是秦始皇死后二三个月的事，为秦二世所行。秦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七年十月始皇出游，十一月过云梦，后上会稽，北至琅邪；大约六月至平原津而病，七月崩于沙丘平台；赵高主谋篡改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遣使杀蒙恬；大约八月从九原经直道至咸阳；九月，葬始皇于郦山；"复行钱"只能是秦二世在葬始皇时或稍后下的诏令。

　　对"复行钱"的理解也有分歧。有人认为就是国家开始掌握铸币权，但从秦惠王"初行钱"始，国家掌握铸币权已百余年，何须二世为之！倘二世才想到掌握铸币权，当时秦王朝已危机四伏，大厦将倾，即使真有这样的法令也行不通。那就等于说，秦统治者始终没有掌握铸币权，这难道符合事实吗？还有一种看法，陈直《史记新证》："此云二世复行钱，中间必脱有废行钱的记载。"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亦云："行钱之初自惠文，以来中间不闻废钱，何云复行。"我以为"复行钱"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国家重申发行货币的法令，此法令不须在"废行钱"之后颁布。事实是自惠文王铸行半两钱以来，轻重大小虽时有变化，但由国家铸行从未中断，那能有"废行钱"或"废钱"的法令。吾友郭志坤认为"复行钱并非照搬原来的钱版，而是重新改铸新钱"。〔35〕此说有据。当时二世要以空前的盛况埋葬秦始皇，以巩固其继承人的地位。但由于秦始皇晚年连续大肆兴作，积蓄消耗殆尽，国库空虚，财政困难，要对付极端铺张的丧事钱不够用。如果按以前"重如其文"的钱范铸钱，铜料不足，钱重难铸，只得另造钱范，变换版式，改铸轻钱，实际是用通货贬值的办法，搜刮民财。当时的通货贬值就是铸造不足值的半两钱，以代替足值的半两钱，钱文面值不变而金属含量大减，作为官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这种轻钱百姓不接受，流通有困难，故要重申行钱法令，说明这种减重钱也是国家所铸，与以前的半两钱币值一样，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许百姓拒绝使用。

　　秦二世"复行钱"以后的半两钱，体积明显较前轻小。如从始皇陵T2出土的半两钱，直径2.7厘米，重4.1克，〔36〕合秦制6铢稍强。 始皇陵北鱼池村遗址出土的半两钱，直径在2.6至2.8厘米之间，重量在2.2至3.8克之间，合秦制3.3至5.7铢。〔37 〕这些钱例较秦统一不久铸的标准钱，均减轻一半左右，但钱型较整齐，钱文小篆，字形稍长，当属官钱，可能是二世所铸。

　　与此基本相合的钱范也有发现。临潼县油王村秦代芷阳遗址手工业作坊区，出土一件铜质半两钱范，主浇道两侧排列半两钱模14枚，钱径2.7厘米。〔38〕在秦始皇陵东2.5公里处，发现秦铸钱作坊遗址，有两件铜质半两钱范：一件内有半两钱模12枚，钱径2.8厘米； 一件内有半两钱模14枚，钱径2.6厘米。〔39 〕钱径均比以前标准钱范显著变小，而与始皇陵T2和鱼池遗址出土的半两钱大小相近。说明此钱范属于秦代晚期遗物，有可能是秦二世"复行钱"后的钱范。

　　秦二世即位刚一年就爆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天下大乱，私铸蜂起。于是制作粗劣，穿孔较大，钱径不到2厘米，重不足2克的小半两，亦称"秦榆荚钱"也出现于市场〔40〕。可见一国之货币可以反映国力之盛衰。"复行钱"是秦王朝行将倾覆时采取的应急措施，敲响了"半两钱"走向衰落的丧钟。秦末货币的严重减重变质，与秦王朝的衰亡是同步的。

　　现在我们再解释《平准书》记载秦币的末句："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这是司马迁对秦币轻重大小不一的混乱现象作的概括。"重如其文"是秦始皇统一货币时作过的努力，但没有坚持多久。由于铜原料时有不足，中央铸和委托地方铸的差别，铜范、石范、泥范的不同，铸钱工人技术水平的高低，各个时期官方财政状况的差异，防不胜防的盗铸等等，铜币在多次铸造过程中不断减重是不可避免的流弊。战国末年秦国为支持连年不断的战争，就曾采取通货贬损的办法，使官铸半两钱一再减重，造成市场上货币流通不畅，百姓以及官吏都不愿接受轻钱。因此秦律规定："钱善不善，杂实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41〕把钱的质量好坏混在一起强令流通，在交易中百姓不准拒用。秦二世"复行钱"是又一次力图使减重钱合法化，致使流通过程中的半两钱大小轻重差异很大。如广衍故城一座秦代墓出土半两钱10枚，只有2枚够半两，即12铢，6枚都在5克左右，约8铢，最轻的1枚只有2.7克，合3铢多。〔42〕四川茂汶县秦末墓，出土有1枚重8.3 克的大型半两钱，但还有不少重不足2克的榆荚钱。〔43 〕同一墓中的陪葬半两钱， 轻重相差4倍多。由此可见其"轻重无常"。
　〔作者简介〕何清谷，1931年1月生。1959 年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发表《论战国商业的发展》等论文60余篇，出版有《怀素草书的研究与欣赏》等书4部。

　　　　　　　　　　　　　　　　　　　〔责任编辑　王晖〕＊



　　注：
　　〔1〕《简明钱币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2〕《扶风县文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3〕吴镇烽：《半两钱及其相关的问题》， 《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编辑部1983年版。
　　〔4〕《泉币》第2期第44页。
　　〔5〕朱活：《古钱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8页。
　　〔6〕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上册《环币》， 齐鲁书社1979年版。
　　〔7〕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版，第306页。
　　〔8〕洛阳博物馆：《洛阳战国粮仓试掘纪略》，《文物》1981 年第11期。
　　〔9〕罗振玉：《俑庐日札》，东莞容氏铅字本，1934年。
　　〔10〕郭沫若：《金文丛考·释共》，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第219页。
　　〔11〕陈初生编：《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5页，第795页。
　　〔12〕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13〕丘光明：《试论战国衡制》，《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4页。
　　〔14〕〔15〕吴镇烽：《半两钱及其相关的问题》，《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
　　〔16〕秦都咸阳考古队：《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17〕李复华：《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 《文物》1976年第10期。
　　〔18〕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
　　〔19〕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地区发掘的钱币》，《考古》1984年第2期。
　　〔20〕陈尊祥、路远：《首帕张堡窖藏秦钱清理报告》，《中国钱币》1987年第3期。
　　〔21〕《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52页。
　　〔22〕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 期。
　　〔23〕何琳仪：《三孔布币考》，《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
　　〔24〕黄盛璋：《新发现的"屯氏"三孔布与相关问题发覆》，《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
　　〔25〕《汉语大词典》附录：《中国历代衡制测算简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版。
　　〔26〕丘光明：《试论战国衡制》，《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7〕雒雷：《秦代货币考》，《中国钱币》1989年第1期。
　　〔28〕朱捷元等：《陕西兴平县念流寨和临潼县武家屯出土古代金饼》，《文物》1964年第7期。
　　〔29〕吴镇烽：《半两钱及其相关的问题》，《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
　　〔30〕关汉亨：《半两货币图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31〕关汉亨：《半两钱图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 第194～195页。
　　〔32〕庞文龙：《岐山县博物馆馆藏古货币述略》，《中国钱币》1993年1期。
　　〔33〕吴镇烽：《半两钱及其相关的问题》，《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
　　〔34〕吴镇烽：《关于秦半两钱几个问题的研究》，《庆祝武伯纶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出版。
　　〔35〕郭志坤：《秦始皇大传》，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196页。
　　〔36〕王学理等：《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第309页。
　　〔37〕蒋若是：《秦汉半两钱系年举例》，《中国钱币》1989年第4期。
　　〔38〕张海云：《陕西临潼油王村发现秦"半两"铜范》，《中国钱币》1987年第4期。
　　〔39〕林泊：《秦始皇帝陵发现秦铸钱作坊》，《秦陵秦俑研究动态》1993年第1期。
　　〔40〕关汉亨：《半两货币图说》，第201页。
　　〔41〕《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55页。
　　〔42〕吴镇烽：《半两钱及其相关的问题》，《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
　　〔43〕关汉亨：《半两货币图说》，第254页。

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01